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堶情A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t Lowe)就很直接地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
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堙A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堙A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